〈狂犬病過後……？〉
狂犬病在台灣已消聲匿跡半世紀之久，今年七月底，隨著三隻鼬獾確診感染狂犬病後，狂犬病議題在媒體大篇幅的報導下快速延燒，使全台民眾陷入巨大恐慌中。這種恐慌並沒有因為政府的連續作為有所消退，反而因為相關單位提供知識不足、政策決定過程混亂，引發各地棄養、虐待、毒殺，以及大規模撲殺動物的事件。事發以來，狂犬病已不再只是單純的動物傳染疾病問題，它更是人與人、人與動物、乃至人與環境的整體互動關係，迫使我們進一步思考動物權以及動物倫理等相關，卻長期以來被邊緣化的議題。
正當狂犬病議題已隨著媒體焦點轉移而逐漸退燒之際，台灣文化研究學會於八月三十一日下午舉辦了一場文化論壇（台灣文化研究學會第100場文化論壇），以「狂犬病、動物權與環境倫理」為主題，邀請來自法律、新聞、地理、歷史、文學等各領域的學者，一起檢視自狂犬病事件發生以來所引發的各種議題，提供不同角度和觀點的想法來反思事件背後的社會、文化問題，並企圖為無法為自己爭取相關權益的動物族群發聲。
「狂犬病並不只是一個流行病學的問題」
論壇一開始，主持人郭秀鈴教授（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系）開宗明義點出，與會的目的並不是從流行病學的角度出發討論狂犬病，而是從人文社會的角度去思考人、動物、環境之間的關係。郭教授簡單的開場便指出了近一個月來各界對於狂犬病議題討論容易忽略的重點：台灣政府只將狂犬病當作是一個流行性傳染病，在尚未清楚掌握確實病理傳播狀態情況下，便隨意公布片面資訊，由媒體任意詮釋報導，造成了狂犬病議題的過度熱燒。由防疫研究專家帶頭，上至政府防疫單位下至民間一般百姓，大家都在詢問感染源頭、途徑、媒介，忙著圍堵、捕捉、甚至毒殺疑似帶原的動物族群，顯少思考這些行為背後的意義和帶來的結果。郭教授進一步說明論壇舉辦的目的，是想藉這次狂犬病事件來檢視已經發展了三、四百年的西方文明科學，反思「以人為中心的科學進步概念是不是值得繼續作為我們〔人類〕最優先的考量，且以此為前提對動物或環境所造成的迫害，又該如何看待」。
「人和動物、環境的互動關係才是傳染病出現的原因」
首位加入討論的李美慧教授（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系）,提出了「共同健康」（One Health）這個概念，用來說明人類與動物、環境之間的健康並非互不相干，不能獨立於彼此單獨考量。換言之，「共同健康」此概念是對自然與人文環境裡諸多影響健康因子的綜合考量；在此綜合考量下，李教授認為，我們「才能真正維持人類、動物，以及環境、生態系的健康」。
李教授指出，伴隨「共同健康」此概念開展的，是一種跨國界、跨組織、跨領域的合作思維和實踐，如此我們才能進一步了解大部分新世紀的新興傳染病（例如此次的狂犬病），是透過人和動物互相接觸才造成病毒變種、變形，進而演變形成新的病徴。換句話說，動物健康出現問題，並不單純是動物本身的問題，也關係人類的行為如何影響動物；進一步擴大來看，人類和動物的健康問題，同樣反映了環境和整個生態系的健康問題，牽一髮而動全身。
李教授回顧這十幾年來，「共同健康」此概念已有諸多發展和實踐成果，比方目前運作中的共同健康委員會（One Health Commission）即是一個代表組織。不過，李教授也發現，此組織內的成員，仍然以具有醫學或獸醫等背景的學會成員為主，其他領域的研究者似乎還沒有實質參與。於此，李教授反思，既然人類和動物、環境的互動關係才是傳染病出現的主因，傳染病的防治或防疫，就不該只從流行病、醫學、公衛的角度來看待，也應該擴及其他社會、經濟、政治等人文學科領域，因為人類的行為活動在新興傳染病的形成和感染上也可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對於狂犬病，我們「不需要在完全無知的狀況下摸索防疫的方法」
李鑑慧教授（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接著從十九世紀英國對狂犬病的防治經驗談起，說明該防治過程裡遭遇的政治問題、人民形成的奇特心理、以及大眾展現的獵狗狂熱，如何成為臺灣此次狂犬病事件防治的借鏡，讓我們可以從中找出幾則根本且有效的防治方法。李教授認為，英國從十九世紀以來就開始發展的動保運動、動物權討論，以及動物實驗管制之所以頗有成果，與當時英國對狂犬病的防治經驗有很大的關係。如此看來，如果我們能把握此次狂犬病事件，掌握並落實基本的防治工作，將對臺灣日後的動保運動，以及其他相關動物議題討論的深化有長足的影響。
回顧十九世紀英國對狂犬病採取的防治手段，李教授不諱言，有些手段實施背後的理由如今看來是出於錯誤的觀念。比方當時認為狂犬病是一種生物體內自發的疾病，可能在動物情緒受到刺激時（如被虐待或打鬥）發作；因此，從一八三○年代開始，英國政府便開始禁止鬥狗、狗拉車等活動。這些活動的禁止雖然是出於錯誤的觀念，卻也陰錯陽差地促成保護動物的作為。另外，當時英國社會出現的瘋狂獵狗、戴狗罩等現象，也反映部分人比狗瘋的心理狀態，成為報章雜誌裡插圖諷刺揶揄的主題。
但其他如登記管理、強化飼主責任等強制防治措施，雖然在實施的過程中不是完全沒有波折，但對於狂犬病的防治仍有相當程度的幫助。十九世紀英國狂犬病防治的重大進展來自當時法國巴斯德（Louis Pasteur）對於狂犬病毒的研究，除了成功研發出狂犬疫苗外，也間接推翻了狂犬病是動物自體發作疾病的觀念，進一步突顯隔絕和管理在防治上的重要性。十九世紀後期英國對於狂犬病的防治便著重於這兩方面，對於動物進出海關的管制尤其嚴格。
回到臺灣現今面臨的狂犬病防治問題，李教授認為我們所處的社會發展條件與十九世紀的英國十分相似，因此當時英國採取的許多防治措施──比方寵物的登記、流浪狗的管理、動物出入境的控管，等等──仍然有參考的價值。不同的是，如今我們已知狂犬病是一種病毒的接觸傳染，非犬隻自身問題，亦有疫苗以及管控流浪狗的TNR制度，全面獵狗或撲殺犬隻的作法已不需要。
但實際檢視此次臺灣防治的作為，不難發現我們仍有很大的努力空間：一方面，我們並沒有落實並擴大寵物晶片植入的管理制度，在控管動物出入境與走私的執行上也漏洞百出；另一方面，我們仍不知其所然地對疑似感染或帶原的動物進行撲殺。李教授於結論中指出，如今我們面對狂犬病已有概念，防治並非在全然無知的情況下進行，只要把握簡單的概念，有良好的配套措施，徹底執行管理隔離的政策，就能有效防治。
媒體如何將動物「問題化」
方念萱教授（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以二○○八年傑羅曼（Colin Jerolmack）發表於《社會問題》（Social Problems）的文章──〈鴿子如何變成老鼠：問題動物的文化空間邏輯〉（How Pigeons Became Rats: The Cultural-Spatial Logic of Problem Animals）──作為範例，企圖探討此次狂犬病議題的發酵中，犬（或廣義的動物）如何被問題化，而大眾媒體在這種將動物問題化的過程中又扮演什麼角色。
傑羅曼在文中討論了美國從一八九五年到二○○六以來，如何將鴿子這個本來無害的物種問題化（problematize），將牠們逐漸跟疾病連結，最後成為大眾文化領域裡「帶著翅膀的老鼠」。方教授認為臺灣此次的狂犬病事件，也有類似將動物與疾病逐漸連結的現象，而催化、加強此連結的媒介便是大眾媒體。因此，方教授檢視了其中一家平面媒體自七、八月以來針對此事件的報導，觀察其中的新聞用語，探討當中「問題動物」的邏輯如何形成。
方教授發現，此段期間該家媒體對狂犬病的報導，不但反映人類對「家」這個概念的認知改變，也改變人類對動物角色的認知。在疫情初期，隨著鼬獾確診感染狂犬病後，媒體開始報導人們擔心家中的寵物會不會感染，狂犬病毒在報導內容的敘述下似乎隨時入侵家中，家不再是一個安全的場域。方教授指出，即便在此時，我們不難發現媒體已經開始「反映社會大眾的情緒、建構社會大眾怎麼去定義友善動物，或者是物種跟人的關係」。隨著其他動物（錢鼠）確診案例的出現，報導開始使用揣測的用語渲染疫情的蔓延和擴散，家的概念進一步被鬆動。直到後期，報導逐步建構「發狂的動物、慌張的人類」。
透過方教授的整理，我們或許可隱約覺察媒體對於狂犬病的報導，由一開始鎖定特定確診感染狂犬病毒的動物，到後期懷疑所有的動物都可能感染狂犬病毒，在這近乎偏執的轉變中，報導逐步將動物問題化，激化人與動物的對立。除此之外，也如方教授所觀察，報導裡不斷出現的「人人自危」、「淪陷」、「不知何處冒出」等用語，直接、間接造成群眾的恐慌和無助感。方教授對於報紙媒體報導的觀察和分析，除了幫助我們了解在此狂犬病事件中，動物如何在與疾病連結的過程被問題化，也讓我們進一步思考大眾媒體是否可能發揮其他較為正面的影響力。（待續）
報導：陳宥廷（國立臺灣大學外文所博士候選人）
編輯：郭秀鈴（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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